
魏晋南北朝史
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。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,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。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,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。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,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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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晋书》为什么称为御撰
两晋和十六国,是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,硕果仅存的臧荣绪《晋书》尚不能把这一变动极大的时代反映出来,“前后晋史十有八家,制作虽多,未能尽善”(《史通·古今正史篇》)。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(公元644年),敕令房玄龄、褚遂良等重撰《晋书》,其实际执笔的则为令狐德棻等人,并有深通律历的李淳风负责纂修《天文》、《律历》、《五行》三志。德棻等以臧荣绪《晋书》 为主,采撷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,兼引十六国书,成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。贞观二十年(公元646年)书成,因为唐太宗亲撰宣帝司马懿、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、王羲之二传的史论,故题其书为“御撰”。它的材料,自然又超过臧荣绪《晋书》。安史之乱以后,臧氏之书又亡,于是部唐房玄岭等修撰的《晋 十六国史:关 長如下: 书 名 卷 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《汉赵记》 十卷 前赵和苞 佚 记前赵刘氏事 《赵书》 +卷 燕田融 佚 记后赵石勒事 《二石传》 二卷 赵王度 供 度又作《二石伪治时事》二 《汉之书》 卷,见《隋志》 十卷 晋常璩 《燕记》 佚 记蜀李氏事,后改称《蜀书 《燕书》 燕杜辅 佚 记前燕事 二十一卷 燕范亨 《后燕书》 供 记前燕慕容儁事 三十…
陈寿三国志出,众史皆废
陈寿著《三国志》被南朝人赞为高简有法,但终究太简略。裴松之奉命作注,引用两百一十种书,补缺纠谬、备异论辩,史料价值反超原书。魏晋故籍传世者少,多亏裴注才得以保存。晋史前后十余家,唐初大多亡佚,十八家专记晋史者中,仅张荣旭之书较为完整。
经学一统:唐初统治者用五经正义巩固思想秩序
隋唐统一后,统治者急需用经学巩固秩序,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,把汉魏以来南北学风的分歧做了总结性清理,也深刻影响了宋代经学和清代朴学。与此同时,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,官府资料容易散失,私家修史风气大盛。后汉史先后出了十三家,最终只有范晔的后汉书凭借采众家之长淘汰群雄,流传至今。
吴楚则时伤轻浅,燕赵则多涉重浊,秦陇则去声为入,梁益则平声似去”
声韵反切之学,在这一时期,也取得突出的成就。从东汉末年起,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响,开始创反切来注字音。孙炎的《尔雅音义》八卷,就是采用反切来注《尔雅》字音的。 三国以后,反切更为盛行,高贵乡公不解反切,至当时以为怪异。 魏李登《声类》,分所收之字为宫、商、角、微、羽五部。西晋吕静《韵集》六卷,又按宫、商、角、微、羽分卷,并立韵部。齐梁时代, 文士追求声律,特别讲究音韵之学。当时周题著《四声切韵》,“字皆有纽,纽有平上去入之异”(《封氏闻见记》卷2)。沈约著《四声韵谱》,一时文士,咸取准则。在北朝,李概撰《音谱》四卷, 阳休之撰《韵略》一卷,都很重视声韵之学。 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里说当时讲求声韵之学,“音韵锋出”,著作甚多。但这些著作都杂有方音,“各有土风,递相非笑”,莫衷一是。他认为南朝建业,北朝洛阳,这两处的方言比较近正,因此主张“共以帝王都邑,参校方俗,考核古今,为之折衷”,来制订一种标准语言。北周末年至隋开皇初年,颜之推、陆法言、萧该、卢思道等九人在长安共同商榷音韵之学,认为“古今声调,既自有别,诸家取舍,亦复不同。吴楚则时伤轻浅,燕赵则多涉重浊,秦陇则去声为入…
古代经典也有真假,郑玄背了千年黑锅
你知道吗?我们今天读的《孝经》,可能根本不是汉代大儒郑玄写的。唐朝皇帝唐玄宗亲自下场,组织群儒辩论真伪,结果他选的那本通行本,后来被清代学者阮元说是“伪中之伪”。连《论语》的注本也经历了类似的“宫斗”,郑玄和何晏的版本轮流坐庄。更神奇的是,从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到顾野王的《玉篇》,收字量一路飙升,这背后藏着古人认知世界的脚步。经典的真伪之争,其实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大冒险。
一部《左传》的升职记,从民间到官学
《春秋》三传的学术地位,是今古文之争的缩影。汉代戴德、戴圣传《礼记》,拉开了经学传承的序幕。到了东汉,贾逵、李封等人为《左传》立博士,却屡遭公羊家反对,何休与郑玄的论战更是针锋相对。西晋杜预的《左传》注后来居上,被王俭等人极力推崇。而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两传也在官方学官中起起落落,最终《谷梁》学官采用了“存糜略范”的方案。这场持续数百年的学术较量,究竟谁赢了?
古代大儒们为注经吵了几百年
《诗》:《诗》自秦火后,有毛公及鲁、齐、韩三家。东汉时,郑玄作《毛诗笺》,申明毛义,辩难三家,于是三家遂废。《齐诗》早亡。《鲁诗》自西晋灭亡后,没有传过江东。《韩诗》虽在,当时传习的人也不多。曹魏时王肃有《毛诗注》二十卷,述毛非郑;同时有荆州刺史王基常与抗衡,据持郑玄义。东晋有孙毓,著《诗同异评》十卷,评毛、郑、王肃三家优劣,而偏向于王肃。陈统又难孙毓,申郑玄。直到南北朝,各家聚讼不已。然《毛诗郑笺》,国学置博士,世所遵用。梁世崔灵恩集诸家之说为《毛诗集注》二十四卷,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为《毛诗义》,到唐代还流传其书。 又东吴人陆玑,著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二卷,这本书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。 《周礼》:《三礼》中,《周礼》较为晚出,郑玄《六艺论》谓亦得自孔氏壁中。王莽时,曾列《周礼》于学官。东汉时,郑兴、郑众父子,贾逵,马融,皆作《周礼解诂》。马融传郑玄,郑玄作《周礼注》,最称通洽。曹魏时,王朗有《周官传》,朗子王肃有《周礼注》,肃注多与郑玄抵悟。东晋时,干宝有《周礼注》十三卷。宋元嘉中复立国子学,《周礼》郑氏注置国子助教,列于学官。西确仿《周礼》行六官,卢辩、辛彦之等都对《周礼》有较深的…
伏生口授二十九篇,经文尚书由此传世
《尚书》的传承,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“真假大戏”!汉初伏生口授的经文尚书,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,开启了第一轮真伪之争。西晋时,又冒出一部“伪古文尚书”,还伪造了孔安国的传注,连司马迁都曾受学于孔安国。这部伪书在东晋被梅赜献给朝廷,从此流传数百年。直到清代阎若璩才彻底揭穿其伪造面目。本期节目,我们聊一聊这部“造假”经典背后的历史风云。
魏晋玄学顶流,竟没能撼动儒家的宝座
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、 史学与文学艺术 第一节经学与历史、地理著作 经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有不少学者说,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,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,在当时的思想界,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,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。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。第一,诚如许多学者所说,东汉以来,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,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、欺骗人民,已经行不通了,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,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,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。因此,在儒家思想之外,玄学思想,佛教思想,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,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。第二,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,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,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,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,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,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,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,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。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,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。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, 经典的根据。也就是说,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…
灭佛又兴佛,皇帝们究竟打的什么算盘?
北周武帝灭佛,表面是信仰之争,实则是为了打击僧侣地主的势力,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目的达到后,隋文帝杨坚为何又迅速恢复佛教?这背后是统治者的长远考虑,利用宗教安抚民心,缓和矛盾,巩固新政权。本期节目,我们将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,为你揭秘这段灭佛与兴佛的历史,并聊聊北朝多位皇后出家为尼的宫廷轶事,看看宗教与皇权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。
一场灭佛,怎么反而催生了天台宗和禅宗?
北周武帝一改前朝风气,亲自排定三教次序,把佛教压到末位。随后,他下令彻底禁断佛道二教,拆塔毁像,令三百万僧尼还俗为民,寺院财产尽数充公。这次灭佛手段强硬,却未像北魏那样坑杀僧侣,反而拉拢部分僧人入朝做官。更意外的是,不少北齐僧侣南逃,把佛学思想带到南方,竟为后来天台宗、禅宗的兴起埋下种子。一场看似毁灭性的运动,反而成了佛教思想大融合的催化剂。周武帝灭佛,究竟是为了富国强兵,还是另有所图?
佛道之争背后,是信仰还是权力游戏?
北朝时期,佛教空前兴盛,僧尼人数暴涨,甚至占据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。这直接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,引发了皇帝与寺院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。从太武帝到周武帝,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,背后既有经济政治的考量,也掺杂了佛道之争。一场关于“形神”的辩论,一场关于“灭佛”的朝堂争论,都指向同一个问题:当信仰与经济利益冲突时,皇权会如何抉择?带你一探北朝政教之争的真相。
从农奴到债奴,寺院财富的原始积累
这段历史揭秘了北朝寺院经济的惊人内幕。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农奴和奴隶,还通过高利贷疯狂盘剥农民,甚至勾结官吏强征暴敛。这种财富与权力的极度膨胀,最终激化了政教矛盾,引发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。本节目将带你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,探寻寺庙繁荣背后的血泪,以及帝王与僧侣之间那场生死博弈的深层原因。
当和尚能免税,寺院经济如何吞噬国家?
北朝的灭佛事件北朝的皇帝,同南朝的皇帝差不多,大都佞佛。北齐的几个皇帝,佞佛尤甚。如北齐文宣帝高洋, 一方面昏虐杀人,另一方面迷信佛教,曾亲受菩萨戒。在他在位的十年当中,关东佛法兴盛。到了北齐末年,后主高纬甚至把邺都三台宫(铜雀台、金风台、冰井台)舍施给大兴圣寺,后来又把并州的尚书省也舍施为大基圣寺,把并州的晋祠舍施为大崇皇寺。 北朝的妃、主、诸王,也大都佛。有许多废后,往往出家为尼2。公主、郡主出家的也不少。北魏诸王在“河阴之变”(公元528年)中多被尔朱荣杀害,其家“多舍居宅,以施僧尼”,一度几乎造成“京邑第宅略为寺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的情况 中原的世家大族,如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陇西李氏、河间邢氏、河东柳氏,以及代北的鲜卑贵族,也多信仰佛法。 由于各族统治阶级提倡佛教,加上当时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之下,生活穷困,走投无路;有的为了逃避徭役和租调,结果纷纷出家当和尚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云:“正光(公元520-524年)以后,天下多虞,王役尤甚,于是所在编户,相与人道,假慕沙门,实避调役。”故北齐时刘昼上书称:“佛法诡诳,避役者以为林薮。”(《广弘明集》卷7《叙列代…
太犀利了!他竟用“风吹花瓣”来解释命运,却掉进了宿命论的坑!
范镇是古代著名的无神论者,他写的《神灭论》是划时代的作品。但他一边坚决反对人死为鬼,又不得不承认鬼的存在,甚至为儒家“神道设教”辩护。他痛斥佛教败坏了政治、吃空了粮食,却无法解释人为何有富贵贫贱。他拿风吹花落比喻命运,结果却落入了宿命论的陷阱。他的思想到底哪里强,又哪里没想通?这期节目带您看看这位反佛猛将的纠结与局限。
范缜一句话怼得佛教徒哑口无言
范缜与佛教徒展开一场关于“神灭”与“神不灭”的世纪大辩论。他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比喻,提出“形存则神存,形谢则神灭”,认为精神离不开肉体,痛痒之知和是非之虑都基于生理器官。他驳斥了鬼神传说,有力地捍卫了唯物主义。但他也有局限,认为圣人天生异相,导致其思想陷入机械论。这场辩论不仅是哲学交锋,更折射出古代中国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,值得一听。
范缜用刀刃比喻揭穿精神不灭谎言
范缜用刀刃与锋利作比,点破形神关系:精神是形体的作用,形体消亡,精神岂能独存?这一比喻比前人更深刻,直接挑战“形神相异”的唯心论。萧琛以钝刀无利来诡辩,反被范缜轻松化解;唯心者又拿树木无知来刁难,范缜一句“人木性质不同”便四两拨千斤。他明确指出,并非所有物质都有精神,只有人的形体才具备此功能。这场辩论,尽显古代唯物思想的锋芒与智慧。
范缜怎么拆穿佛教的神不灭论?
范缜在《神灭论》里提出形神相即:形存则神存,形谢则神灭。精神和肉体不可分离,形是第一性,神是第二性。佛教徒用梦蝶、赵简子梦游来证明神能离形,范缜直接反驳,梦里神游也得靠形体,离了身体连梦幻享受都不可能。他坚持唯物主义形神一元论,击退了神不灭论。因果报应、涅槃佛性这些神学说法,根基被连根拔起。
范缜用神灭论硬刚梁武帝
范缜是南朝少见的无神论者,不信佛也不信鬼神,做地方官时下令拆毁神庙。梁武帝崇佛,几乎把佛教定为国教,范缜却修订《神灭论》,在亲友间流传。梁武帝组织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信围攻,想借皇权压服他。范缜坚持真理,毫不退缩,逐一辩驳。一篇《神灭论》,为何让皇帝如此紧张?到底谁在害怕人死无神?
斯则邪正由于人,吉凶在乎命也
他认为“伍员浮尸于江流,三间(屈原)沉骸于湘渚”,以及贾谊、桓谭、冯衍之徒,“皆摈斥于当年,韫奇才而莫用”,“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?”这种现象,除了用自然之命来解释外,就无法予以说明。当时世家大族把持政权,“高才而无贵仕,饕餮而居大位”。在“薰(香草)莸(臭草)不同器,枭(恶鸟)鸾(仁鸟)不接翼” 的情况下,必然使得“浑敦(古代传说中的糊涂人)、梼机(古代传说中的恶人),踵武于云台之上(相继做大官);仲容、庭坚(古代传说中的有才德的人),耕耘于岩石之下”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刘孝标只能把这种现象归之于自然的命运了。他还提到在北朝,当时的拓跋贵族,“居先王之桑梓,窃名号于中县。与三皇竞其氓黎,五帝角其区宇。种落繁炽,充牣神州”。无数汉族平民,则被掠作奴婢,刘孝标本身就是经历过这种境地的,他不禁感叹说:“呜呼!福善祸淫,徒虚言耳!”因果报应,又在哪里?于是他批驳了报应说:“为善一,为恶均,而祸福异其流,废兴殊其迹。荡荡上帝,岂如是乎?”他不相信有上帝在主宰着善恶。 刘孝标和戴逵一样,有定命论的倾向,他说:“所谓命者,死生焉,贵贱焉,贫富焉,治乱焉,祸福焉,此十者,天之所赋也。”所不同于戴逵…





